近段时间，有着百年历史的北京动物园搬迁之争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。实际上，在我国，城市动物园的搬迁已经蔚然成风。

    城市动物园，曾经是许多人儿时最留恋的地方，也是城市中一个最大众化的公益场所。正因为此，人们关注它的命运，不仅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考虑，而且还注入了自己的情感，甚至还引发了人们对公共事物决策科学性的思考——
    
　　百年动物园的“搬迁之争”

    “五一”长假前后，北京一些媒体报道“占地87公顷的北京动物园，将从市区搬迁至大兴”的消息公开后，立即在市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动物园搬迁的传闻由来已久。中国动物园协会高工刘农林说，近年来北京市每年的“两会”上，都会有人对动物园污染等问题提出议案或提案。动物园也都年复一年地针对这些问题用科学的数据进行答复。但今年的“两会”有特殊背景：去年的非典和当时在一些地区流行的禽流感，使人们对公共卫生安全格外关注。

    因此，当大兴区委办公室主任、北京市人大代表郭宝东今年2月在北京市“两会”上提出《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到大兴与北京野生动物园重组的建议》后，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瑞钧也认为，现在北京动物园周边高楼林立，人口密集，对动物生长不利，故以搬迁为宜。在随后的全国两会上，人大北京团代表、大兴区委书记沈宝昌更是对媒体透露，位于市中心西直门外大街上的北京动物园有望迁到大兴。

    作为全国最大的动物园，北京动物园已在西直门外大街伫立了百年。它的去留，牵动着许多人的心，一场“搬迁之争”也随之而来。

    动物园搬迁已蔚然成风

    实际上，类似北京动物园的搬迁之争，在许多地方都已经碰到过。上海动物园就因开发商判断土地价值超过50亿，从而陷入了3年之久的关于搬迁问题的争论，据说要在原址建设会展类综合经济设施。

    据中国动物园协会介绍，动物园搬迁在中国已蔚然成风：昆明、西安、石家庄、太原、沈阳、长沙、上海、成都、宁波、哈尔滨、常州、西宁、银川……目前至少有16个城市动物园在“为城市建设让路”的方针下处于搬迁、要搬、再建新址的状态。

   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，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高潮，致使动物园被纳入“关注”范围。沈阳动物园是第一家搬迁的城市动物园；西安动物园变成企业后划归旅游局，迁到几十公里之外，原址建起了高层住宅；石家庄动物园也计划搬迁到20公里以外，原址将建宾馆。据悉，这些市中心的动物园迁往远郊之后，大多改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性质。

    为了人还是为了动物

    在支持动物园搬迁的专家意见中，动物园发展空间不足，不能保障动物福利是被反复强调的。许多城市动物园的基本格局建成较早，园区缺乏系统规划，科研区、展示区和后勤区混为一体，不利于用新的模式放养、展示动物，动物园搬迁以后，动物可远离城市的噪音和空气污染，更健康地生活。

    有人指出，按照国际惯例动物园分三种：一是圈养型动物园（类似目前的北京动物园），把动物用笼舍圈养起来；二是半开放式（类似北京野生动物园或八达岭野生动物园），给动物一定空间的自由，模拟野外环境；三是自然动物园（类似非洲的一些国家公园），让动物在自然的环境下生存，没有人类的干扰。专家认为，越是接近自然状态，越是没有束缚，动物的生存环境就会越好，动物福利和权利也就能够体现得更好，动物自身的健康和活跃性会变得更佳。因此，对于动物自身来说，当然是“自然动物园”最好，“半开放式”次之，最后才是“圈养型动物园”。

    至于在搬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动物损伤现象，中科院专家李义明认为，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动物损伤，比动物长期生活在比较小的空间有空气和噪音污染受到的损伤要轻”。因此早做一点，就会早日对动物的生长发育多一点好处。

    同时，李义明认为，将动物园放到郊区是现代动物园的发展趋势，也是一个现代城市科学布局的要求。他说，将动物园搬迁到郊区县，不仅对动物有好处，也更能满足人们“亲近”动物的需求。

    他说，国外的动物园大多在郊区，这里比市中心有更少的空间限制和城市地价限制问题，而且能带动附近相关产业的发展。现在许多城市动物园放在城区，想扩大的可能性非常小。虽然北京动物园现在占地面积在全世界的城市动物园里排名第三，但不是就不需要再发展了，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观赏水平的提高，对动物“亲近”的需求是会越来越多的。

    更有人指出，动物园身居闹市，动物高度密集，所产生的水污染、排泄物污染，有可能会引发人、畜间的交叉感染，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。去年的非典，前段时间的禽流感，都和动物有关，因此将动物园搬出闹市，可消除这一隐患。

    城市动物园该不该消失

    在许多城市，每月带孩子去一趟动物园的人并不在少数，孩子就在动物园里认识了世界各地的物种。动物园还是“中小学生的第二课堂”，有学校的部分生物课就在园内开课。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定震副教授说，动物园一旦远迁，它的教育、科普功能必然大打折扣。“人们都不认识物种的多样性了，怎么保护它的多样性呢？”

    中国林业科学院环保所储国忠教授也认为，城市动物园的宣教功能远大于野生动物的传承繁殖功能。若搬迁至远郊，老百姓消费成本增加，不利于观赏、教育。在国外，动物园一般定义为福利性公园，不售票或者收费极少。即使搬到郊外，如果不加强建设，不注意和当地生态的和谐发展，效果不一定就理想，顶多是把笼子稍微放大了一点。

    储国忠认为，从根本上说，城市动物园是不应该消失的，但要注意动物园自身改造和与周围交通、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。

    除了教育的功用，许多动物园还是大熊猫等珍稀物种的科研基地。比如，1963年北京动物园人工饲养首次繁殖大熊猫成活；1978年首创大熊猫人工受精技术繁殖成功；1992年首例全人工哺育大熊猫初生幼仔成活。类似的大量科研成果，都离不开动物园优秀的研究人员和饲养者。有关人士担心，动物园远迁，可能会引发工作人员流失，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。

    在采访中，许多动物园的员工都对动物园迁往郊区后的财政状况表示担忧。有人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：以北京动物园现在的位置，市民花2元坐公交车就能到达，门票花10元，再加上简单的饮食，一个人20元足够；但如果搬至市外，需走高速路才能到达，而北京现有的两家野生动物园的门票分别是70元、80元，这样一来，游一次动物园就需要100元左右。这样一来，北京动物园还能否维持年700万人次的游客量，从而不必为园中动物的生计担忧呢？

    更深层次的担心

    很多专家和市民认为，决定人们对城市动物园搬迁态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，搬迁之后怎么办？

    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，动物园搬走之后的空地如何处置？因为，一个地处繁华地段的动物园，往往蕴涵着巨大的开发价值，目前国内一些老动物园搬迁后的土地，在许多城市被按照“动物园——准绿地——游乐园——房地产开发”的模式逐渐演变，原来的公共土地就转化成了利益集团的财产。

    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，公益性质的动物园在搬迁后，很可能与商业性质的“野生动物园”混为一谈。

    因为，近10年来，中国出现了30余个“野生动物园”，其数量竟达美国的3倍、日本的6倍。目前，绝大多数野生动物园在苦苦支撑，于是一些人纷纷将目光转向公益事业的动物园，盯上了动物园的消费资源、品牌资源、珍稀品种资源、公益事业资金资源。国内已经有这方面的例子。

　　让各种声音都能表达

　　5名院士日前表示,北京动物园不宜搬迁。在由民间机构组织的研讨会上，法律界人士和人大代表建议：搬与不搬应启动人大程序来决定。

    我们相信，搬迁必定经过严肃的研究论证，理由充分而且正当。但是，几位院士的反对，也有足够权威的专业背景作为支撑。更有市民抱怨，以前花50元就能逛一趟，要搬到郊区，每次都得花上两三百元，老百姓不方便……

    就我们的专业知识，很难对动物园该不该搬这样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。从专家的争论来看，也是各执一词，难分高下。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公共利益问题的决策，充分吸纳公众参与，及时公开决策的全过程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在公共利益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，决策当中群众参与的“民主性”恐怕比有关部门精心“挑选”的专家的“科学性”来得更为重要。

    单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，保留一座城市动物园为市民提供公益服务，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。尤其像北京动物园，有着近百年的悠久历史，在许多群众心目中的情感地位已远远不止一个动物园那么简单。而国外的情况是，各国首都和许多重要城市的动物园都在城市中心，华盛顿、巴黎、柏林、法兰克福等城市的动物园都有上百年历史，却从未听说有搬迁的动议。因此，即使动物园真要搬迁，有关部门也必须向公众展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，并且对搬迁当中的不可行性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，以避免决策失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    一项社会事务，出现不同的声音，甚至嘈杂，都十分正常。如果众口一词，反倒可看作不寻常。如何在决策中注意整合各方利益、兼顾相关平衡，最大限度体现公平、科学，体现了治理者的管理理念和操作水平。

    社会发展到今天，公共决策应该有更加进步的程序和渠道，包容更多的声音，确保更完善地体现科学精神，更充分地表达民意。